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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代官员蔡襄的治蛊毒举措
作者:人民法院报    发布于:2021-03-03 16:16:13   

古代社会蛊毒是否存在乃现今学界一个争议不休的问题。有学者认为其乃食物中毒或者感染病毒瘟疫,而鉴于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民众皆误以为中蛊;有学者认为其有真实发生的基础,为以神秘方式配制的毒物毒害他人的方法;也有学者认为蛊毒纯粹是无根据的传说,体现的是当时主流文化对非主流文化的地域歧视。无论现今看来其存在与否,我们从史料中看到,宋代民间造畜蛊毒常现,蛊毒害人的事件事端也频频发生,由于蛊毒犯罪危害严重,故上至皇帝诏令频发,下至官员尽心尽责,这些都对铲除蛊毒之害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。

  宋代官员不断加紧对于蛊毒的治理与惩禁,这也成为了地方官员政绩的重要表现。这其中涌现了一大批治蛊有方、名留后世的好官员。治平年间李宽“饶大剧,州将不能治,乃换其知饶州,属县恶吏闻且至,有弃其官而去,至则禁巫医之罔民案畜蛊者,遂以无事。”李宽这灼灼功绩使安抚使言其治行皆赞,获“于江南第一”之盛誉。又如包恢每历仕所至,“破豪猾,去奸吏,治蛊狱,课盆盐,理银欠,政声赫然。”

  然而谈到治蛊,还不得不提一位治蛊要员蔡襄。仁宗时期,其在福建治蛊有法,造福一方而为民称道。蔡襄世闽人,“巫现主病,蛊毒杀人”是当时福建很大的社会问题,襄知其风俗,深恶痛绝。唐代陆贽尝有言道:“畜蛊以殃物天下,不归咎于蛊而归咎于所畜之家。”故想要彻底清除蛊毒的荼毒,还要从源头即造畜蛊毒的主体进行控制,治理的关键在于禁其家。因而蔡襄对畜蛊之家、巫家进行了有力的打击。故“襄为闽漕日,禁绝畜蛊甚严,凡破数百家,自后稍息。”并“遂敛惠福州,兴经术,禁浮屠,巫妖蛊毒之恶为绝。”闽俗得以变。

  除却严厉打击,蔡襄也非常注重申教化、劝用医的作用。蔡襄为政精明,尝撰戒文以教民戒除陋俗,禁一切若浮屠、巫蛊之害。其“至则礼其士之贤者,以劝学兴善,而变民之故,除其甚害.....其子弟有不率教令者,条其事,作五戒以训敕之。”此类戒谕对移风变俗有着重要作用,《淳熙三山志》也载相关治蛊戒谕:“州自圣朝风化之厚,人知敦尚本业,上下相守,气习朴钝,盖浑然易治也。有如疾溺于巫,丧溺于佛,婚溺于财,与夫僧胥之情伪,狱市之烦扰,下至遐乡僻邑,牙侩、船户及畜蛊之家,所以伤害人者。自庆历、嘉祐、元符以来,积观长吏,诲敕裁革,其见于碑刻、榜谕者,今并存之。庶观风宣化,倘犹有遗习可举而行也。”这就将亲族邻里与教化相结合,使得宗族和睦,间里康宁,风俗美厚,令一地之风俗得以大同,并且可以让宣讲劝谕得到广泛的散布,对社会风气实有大裨。

  福州百姓患病不就医而问巫,导致将许多疾病误以为蛊状而影响医治,蔡襄便承担起普及用医的职责。《淳熙三山志》言“闽俗左医右巫,疾家听凭巫者索祟秽,而过医门十才二三,故医之传益少。”如此听巫厌医之俗不可助长,蔡襄便择民之聪明者教以医药,使治疾病。并且在庆历六年十二月,知州蔡襄亲作《太平圣惠方后序》,亲书于碑,以倡乡闾能够尽医书之用。

  绝蛊毒,重教化,破陋习,倡医学。蔡襄的这一系列举措使得福州蛊毒得到有效控制。因此后人云闽地之民好畜蛊,其神或作小蛇毒人,而泉州的惠安有不能杀者最多。“八十里间,北不能过枫亭,南不敢度洛阳桥云。”缘何南北不能过、不敢度,原是蔡襄知泉州时,治蛊有方。为蛊者捕杀殆尽,妖至今畏其威而不敢至。“桥上有端明祠,而枫亭为仙游之属,端明恰为仙游人也。土人之庄事端明如此。”足见其治蛊之效,余威深远。

  后人感念其累累政绩,赞誉之:“嶷嶷蔡公,其人杰然。奋躬当朝,谠言正色。出入左右,弥缝补益。间归干闽,有政在人。食不畏蛊,丧不忧贫。疾者有医,学者有师……凡闽之人,过者必肃。”蔡襄乃宋代整治蛊毒官员的一个典型代表,其查禁之严、教化之深乃宋代官方禁蛊毒态度的一个缩影。

  当今,公共卫生安全成为全民关注的重点,日常防查以及宣传引导工作不可忽视,我们的官员亦可借鉴蔡襄的成功经验。(作者单位:西北政法大学中华法系与法治文明研究院 王鹤 周鹏)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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